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竞争新优势

——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经济日报  2020-09-21第1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珍惜发展好局面，巩固发展好势头。即日起，本报推出“权威访谈”专家篇系列报道，集中采访经济社会领域权威专家学者，紧扣经济形势、新发展格局、“六稳”“六保”等重大主题，分析阐释趋势走向，精准回应社会关切。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点在哪里？还面临哪些障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新发展格局背后的经济规律

记者：如何看待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后深意在哪里？

林毅夫：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新发展格局的论断，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认为，有短期的原因，也有根本的原因。从短期的原因看，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经济均受到较大冲击。我国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影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明显动能减弱。“三驾马车”中外需萎缩，就要更多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我国的生产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来完成循环。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把我国的发展称为出口导向型，所以大家一看到出口减少就会认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出口导向型并不准确。货物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达到35.4%，即超过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是进入国际循环，其后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17.4%，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2019年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就越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内的消化能力越强，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随着我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6年的5.3%提升到2019年的16.4%，出口占比随之降低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这也会带来出口占GDP比重的下降。2006年，第三产业占我国GDP比重是41.8%，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53.9%。把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服务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看，2006年以来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是必然的。

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继续提高，经济体量和服务业占比增大，经济发展会越来越依靠国内的循环，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逐渐降低到日本、美国的水平。那种把中国发展模式简单归纳为出口导向型，出口受挫经济发展就会困难重重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正本清源、澄清认识、抓住我国发展机遇、与时俱进的论断。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我国被动的选择，而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体现。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的论断，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当前的格局，认识到中国的发展越来越靠国内循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用改革的办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记者：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后，如何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林毅夫：更好地释放内需潜力，关键是深化改革，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扭曲，完善市场不健全的地方，以更好地释放增长的潜力和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记者：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还面临哪些障碍？有哪些需要打通的堵点？

林毅夫：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商品市场上的淤点、堵点已经不多。现在在要素市场上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金融市场。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我国实体经济中创造就业最多的还是在农村、在微型小型中型企业。过去形成的适合服务大企业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体的金融结构，使得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支持。虽然出台了许多支持政策，但如果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的结构不相适应，这些支持政策的落实就很难到位。金融改革一方面是价格改革，要放开利率，同时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补上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的课。另一方面是人才市场。目前人才流动受到两方面阻碍，一个是户籍制度，一个是房价，要深化这两方面的改革破除障碍。

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机会在哪里

记者：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机会在哪里？我国有哪些竞争新优势？

林毅夫：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经济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实现更快发展的潜力在哪里？一是我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意味着我国有后发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有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这个增长潜力到2030年以前还存在。另外，我国还面临互联网和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互联网和新产业革命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品周期短，一年、一年半就更新一代；二是研发投入以高人力成本为主。对这种短周期的新产业，我国具有“换道超车”的3个优势：我国是人口大国，工程师多、企业家也多，拥有人力资本优势，创新能力强；对软件类的产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新运用软件、新平台在中国很快就能铺开，阿里巴巴、微信、抖音等就是例子；对硬件类的产品，我国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各种零部件的供应，从设计到产出，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

以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并用好后发优势和新产业革命的“换道超车”两个优势，我国就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高出2个甚至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记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增长潜力是由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所决定，实际增长还决定于需求侧，我国如何应对挑战？

林毅夫：我国要继续扩大开放，推动全球化进程，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中就包括技术资源。目前大多数高科技产品我国不是不能生产，而是我国的技术不够成熟，良品率比较低，生产成本比较高。在一些“卡脖子”的、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核心技术领域，要发挥制度优势进行自主创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对我国来说，挑战和机遇总是并存，在面对挑战时我国要认识机遇、抓住机遇。

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记者：国内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但也存在结构问题，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还需要如何发力？

林毅夫：相信在5年之后，我国人均GDP可以跨过1.27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可以形成非常有效率的产业集群。但是随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高，产业链会更长，规模经济更大，就不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产业集群，要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体化区域内的竞争优势。在分配上，要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一次分配上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我国这些年在生产领域效率不断提高，但在流通领域效率的改善相对滞后，需要减少交易环节，减少审批，减少跨地区的障碍以降低交易成本。流通更有效，生产潜力就会更好发挥出来。消费方面，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总的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同时用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如果政府缺位一定不会有有效的市场，但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记者：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避免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林毅夫：其中一个误区，是认为我国现在要推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内向型封闭经济的发展模式，跟国际交往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我国要继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扩大开放。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果一些发达国家要孤立中国，其结果很可能是孤立自己。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更好地释放发展潜力，提高发展质量。目前，我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欧盟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诸多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发展也会更好促进世界繁荣稳定。